第一次进大剧团就碰到了好老师——焦月娥口述 我的越剧生涯
导读： 焦月娥，1924年出生于浙江镇海。1939年进上海中兴舞台科班学戏，工小生，是男班招。1942年满师后与花旦罗云娥搭档演出，戏班命名为“双娥舞台”，演出于上海近郊和青浦、松江、嘉兴等地。1944年秋，进入丹桂剧团任二…
焦月娥，1924年出生于浙江镇海。1939年进上海中兴舞台科班学戏，工小生，是男班招。1942年满师后与花旦罗云娥搭档演出，戏班命名为“双娥舞台”，演出于上海近郊和青浦、松江、嘉兴等地。1944年秋，进入丹桂剧团任二肩小生。1947年加入芳华剧团，任二肩小生，在《玉蜻蜓》和《浪荡子》中扮演重要配角。是年9月尹桂芳离开，剧团改组为云华剧团。她顶替头肩小生，与竺水招合作演出于国泰戏院。1948年2月至4月参加戚雅仙组织的先声剧团，为头肩小生，演出于恩派亚戏院。1949年9月至11月，在新生越剧团与谢素云、屠笑飞、田振芳等演出于同孚戏院。1950年3月参加合作越剧团，为主要小生。与戚雅仙、徐天红等合作主演并拍摄了彩色越剧艺术影片《石榴红》。1951年4月组建合众越剧团，自任团长领衔主演。初期与小傅全香、汪秀珍搭档演出，后长期与任伯棠、徐逸秋搭档主演，直至1960年。曾主演《虹桥赠珠》《红孩儿》《珍珠衫》《红楼梦》《钗头凤》及现代戏《全家福》等剧目。1960年剧团调整，更名为春泥越剧团。“”中因剧团解体而脱离舞台生活。
焦月娥：1937年，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，我们一家人在南市的屋子被日本飞机炸毁了，没有办法就逃难到去。在浙江镇海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半，生病就生了一年半，只好又回到上海来，住在姐姐家里。住在姐姐家里干嘛呢？没有事情做，总要找一点工作，锁厂、拉链厂、扇子厂，我都去做过的，但都只做了最多一个星期，不行就不做了。那待在家里怎么办呢？为了生活，亲戚介绍我到山西北一个堂去学戏，学什么戏呢？学的就是越剧。我自己对越剧很陌生的，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个戏，也不懂这个戏。到那里，付两元学费考试，怎么考呢？拉一把胡琴，让我们唱。
在学戏前，我姐姐跟我说，你要去学戏，也要去看看这个戏，要了解了解、熟悉熟悉。当时我买了一张最差的票，最后面的，那个戏院那时叫金城大戏院，后来才叫黄浦剧场，隔壁一个叫大来剧场。大来剧场里有哪些人在演出呢？我只知道马樟花、袁雪芬、傅全香，她们是四季春科班。去听了几次戏，我有数了，原来是这样，一个上句、一个下句，后面一个拖腔，唱腔就是这么简单。当时我去考的时候，琴师在一间客堂里面，他胡琴一拉，我们就开口唱，简单唱几句就算通过了，考取了。后来就在他们的亭子间里面学戏，叫招，是一个男班的演员，根本不会唱女子越剧的。我们自己听自己唱，教我们什么呢？他当时本子里有几个戏的，一个是《盘夫》，一个是《十八相送》，一个是《倪凤煽茶》，我记忆当中就学这三个戏。后来出师以后，唱来唱去也就这三个戏。
焦月娥：学满半年，唱了半年以后，就出去演出了。不是经常演出的，比如说谁结婚了要唱堂会，人家下面吃饭，我们在台上唱戏，这是一种；还有一种，以前叫打醮，就是唱鬼戏，这两种我们都去唱的。念好，就要我们唱唱戏，我们还是唱《盘夫索夫》《十八相送》。有一次，我们带我和一个头牌花旦出去，到先施公司唱戏。谁在唱呢？男班，还是男女合演的。花旦由女的唱，其他男角仍然男的唱。这个花旦是个女的，就是小白玉梅。小白玉梅唱《盘夫索夫》时，有一个小生不来了，没有办法，就和我们说了，问我们这里有小生吗？有小生，给我们带一个来，随便怎么唱唱。我记得我们带我们去的时候还说，她小名叫阿凤，你要照顾她，还是小孩。就这样一起合作了一次，但花旦并不知道是谁和她合作的。这次回来，我们很开心的，还请我们去吃晚饭，我们两个人没有出洋相，唱得还算好，蛮争气的。这次之后，我们舞台经验比较丰富了，比较老练一点了。接下来就要一本正经出台了，演出地点都在什么地方呢？主要是茶馆店。早上卖茶，下午排好就唱戏了，晚上也唱戏。这样满师一年、帮师半年以后，人家来请我，我就跳出来了，因为可以赚工资。之前没有工资的，发给我们五包粉、一盒胭脂、一盒眉膏，就这样作为化妆品了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每天吃三顿大锅饭。
焦月娥：18岁。跳出去之后，到中兴舞台，当时不叫剧团的，都叫舞台。因为我是唱小生的，那个头牌花旦叫罗云娥，我叫焦月娥，我们两个“娥”，老板就起名叫双娥舞台。我们都是年纪轻的小孩，在双娥舞台合作得蛮好。双娥舞台演出倒也蛮顺利的，就是演出的地点不是边区茶馆店了，都是在近郊区，青浦、松江的各个小镇。
焦月娥：碰到过。一天夜戏下来，我们都回到宿舍里去了。场子里是做戏的，在场子对面有一间小房间，我们女的睡在那里，男的睡在舞台上。刚刚夜戏落台，就要搬家了，男的在台上没有穿衣，我们卸妆下来到房间里还不肯马上就睡，还要疯一会儿。一个男的来了，他说你们当心，日本人来了。我们马上不响了，都钻到被窝里去，动也不敢动。我们房门也忘记关了，一个日本人跑进来，一声也不响就拿一个电筒，他一个一个被子掀开，一个一个面孔照过去，不知道他要找谁。我们都吓死了，动也不敢动，有一个唱老生的年纪比较大，也有小孩了，想把楼上住的一个姓葛的翻译喊下来，可以和日本人沟通，结果这个日本人听见我们喊葛翻译，就跑出去了。我们马上把门关了，让大家不要响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来敲门，我们不开门，再敲，还是不开。后来就听到有人在门口哭起来了，说我们怎么这么黑，门也不开。一听是我们团里面人的声音，我们赶紧开门。她跑进来，就坐着哭。她卸妆卸得最慢，大花脸涂在脸上，在回我们宿舍的上看见一个日本人，她吓死了，已经跑到门口了，就跳进门口一个水缸里。这个缸倒没有水，她跳到缸里躲着，看到日本人朝我们房间里跑，等日本人走了，才慢慢爬出来敲门。后来老板也知道了，班长也知道了，所以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有亮，我们就逃走了。我们听说另外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小剧团，也在外地，日本人来了要找花姑娘，那个剧团的师傅吓死了，一定要找像我们这样十七八岁的小姑娘。只有一个头牌花旦，是请来的，她结过婚，也有过小孩，她对师傅说看样子逃不过的，就自己到日本人的部队里去了。第二天她回来了，口袋里钱倒装了很多，人是已经糟蹋得不像样了，跌跌撞撞回来的。一个师傅看到她回来跪在她面前说，你救了我们这样一班小姑娘，我们永远记得你。因为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吓得要死，赶快逃走了。
有一次，我们到嘉兴去演出，从小镇到嘉兴市，我们已经算是到大地方演出了，大家很高兴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说，乘船过去，你们大姑娘统统到船舱下面去，不要坐在，坐在碰到就完蛋了，让男的坐在。天气很热，男的都戴着凉帽坐在外面，我们躲在窗帘后面。饭师傅说米没有买，到嘉兴要买不到的，他说就附近靠岸，他去买点米。回来后，他说买不到，这个小镇上，店也没有的，人也没有的，米买不到，我们就走了。我们坐在船舱里也想透风的，脑袋要伸出来，那个湖不宽，看到一个人朝着我们船这里过来，有人问我，这人手里拿什么东西，我跟他开玩笑说，手榴弹。等他走到我们船的前面，说不许动，拦住了我们，要我们停下来，不能开。再开，他手举起来，真的是手榴弹。师傅和班长两个人跪在船头上拜他，让他不要这样。他问我们是什么船？我们是戏班子，是班子船。他问我们为什么这么怕呢？原来我们戴着凉帽，镇上人统统吓得逃得精光，以为是日本人拉货的船。后来又过来一个人，问你们是戏班子，认识谁谁谁吗？我们说认识的。这个人倒好，说你们可以过去了。已经下午四五点了，天要黑了，他说等天一黑，日本人听见水上有划船的声音，就会朝这里，你们有生命。怎么办呢？他劝我们明天早亮了再走，并说自己是好意，今天小姑娘就睡在船上，岸有一个放棺材的地方，就买一副香烛点一点，棺材上灰弄掉一点，男的就上岸就这样马马虎虎睡一个晚上，小姑娘要安全一点的，睡在船里。我们只能听他话，他是当地人，据说是当地的游击队。我们小姑娘就睡在船里，心事重重，没有一会儿又来喊了，让两个花旦和我三个人跑出来，因为有一个队的司令让我们去唱唱戏。只能去唱了，一定要去的。小舢板摇着去，灯不能开的，怎么办呢？两三个人香烟抽一口，有一点亮光。不知道摇了多少，反正声音一点也没有的。到那里也是这样香烟点一点，上岸之后，结果说非常抱歉，今天司令有事情不来了，你们回去吧，要不烧点鸡蛋给你们吃吃。我们鸡蛋也不要吃，这样又回来了。回来时又是刮风又是下雨，真的是月黑风高，就这样一点香烟火，点好之后不能抬头，枪要打过来的。第二天到嘉兴，嘉兴演出完后，我是吓死了。我跟老板说，我不做了，回上海了。当时我回上海也不想做了，我本来就对越剧不是很感兴趣，还是去做些别的什么事情，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。
焦月娥：回到上海以后，过了没有多久，我一个师兄来找我，他说他给我介绍一个剧团，让我去做。我说上海都是大剧团，我们这种小剧团的演出，风格什么的都不一样的，大剧团有大剧团的派头，我很怕。他说不要紧的，胆子大一点去做，去试试看。我想想是的，就去了。这个时候大概是1940年或1941年，剧场是同孚大戏院，在石门一上，头牌是邢竹琴、王水花。我那时胆子很小，因为刚刚出道，但邢竹琴老师非常好，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。她有什么特点呢？平常非常好不用说，戏她都知道的。不仅自己的戏，她管得很牢；跟她唱对手戏的人，她也很熟。她肚子里有很多戏，所以我要排新戏，都是她教我的，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唱，她还会你，排得很仔细，而且她脾气也非常好，非常耐心，不厌其烦。所以我在这个剧团里觉得很开心，艺术上也有所进步。
焦月娥：是的，邢竹琴教我戏，王水花支援我行头。我就这样在舞台上站稳脚跟了，她们大我五六岁，我那个时候只有20岁，她们二十五六岁。我觉得这两个先生在，就非常开心，也不计较，一直一起做，做了一年多。后来王水花生病离开了。邢竹琴就和李艳芳一起合作，把我一起带过去了。再后来邢竹琴、我、李艳芳，又从宁波请来魏兰芳，一起做了半年。后来又拆档了，张春帆邀请我们这三个人，我、李艳芳、魏兰芳到丹桂剧团。丹桂剧团的小生本来是张湘卿，她不做以后，就是李艳芳，旦角筱丹桂。后来李艳芳年纪大了，不做了，我和魏兰芳仍然在，还请来了张桂莲，就是原来在马樟花、袁雪芬剧团里的。张桂莲做了大概半年也不做了，又请来徐玉兰。
焦月娥：是的，我和魏兰芳，再加上后来的余彩琴，一直在丹桂剧团，阵容是相当强的。这样做了大概一年多，张春帆把我和余彩琴两个人调到芳华剧团去了。我们在芳华做了半年，我又碰到两个蛮好的老师，尹桂芳和竺水招，两位老师非常厚道，可惜后来尹桂芳不做了，要到去了。下半年，竺水招就跟我一起搭档，把我提拔上去了，我们在国泰大戏院演，不在九星演了。尹桂芳有一个名作《浪荡子》，就是这个时候演的，轰动一时。
焦月娥：这是1947年，这个戏天天客满、日夜客满。这个戏的编剧是徐进，演员的阵容非常强大，个个顶用，没有浪费的人。尹桂芳、竺水招、戚雅仙、赵雅麟、吴小楼、余彩琴、我，演员听听好像只有12个人，但个个台上都站得住。那个时候不叫现代戏，叫时装戏。演了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，天天客满，所以轰动。这个导演也有一点噱头的，第一场，尹桂芳和竺水招两个人结婚，结婚不是在台上结婚，从观众席里走过来，走到台上，再开始演戏。总归要有一个新鲜的东西给观众，观众才会接受。一传二、二传三，“我们今天去看尹桂芳，尹桂芳从边上走过，我们亲眼看到的，拉到我们衣服了”，我们听到观众这么说开心死了。
焦月娥：对的，因为张春帆自己也算班长。那个时候几个班长之间是通气的，所以他安排我们到尹桂芳剧团去做是可以的，工资什么都照旧，该加的就加一点，工资是半年一加。我是因为芳华剧团里的一个演员还不过硬，所以把我放到芳华去。
焦月娥：前台老板是专门管剧场的，比如说剧场应该有多少设备，由前台来定。后台老板是管剧团的，出账时前台三成后台七成。如果前台老板、后台老板都是一个人做，那就一个人全部拿去。
焦月娥：对的，叫云华男人断掌手相图解了。我们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戏，叫《未婚妻》，也是现代戏。在做这个戏的过程中，发生了筱丹桂事件。说起来有点预兆似的，我们没到国泰大戏院，还在九星里做《浪荡子》的时候，国泰大戏院一个花楼突然坍塌，演出的时候有电风扇的，电风扇什么都掉下来了，观众都逃走了，这是一个不祥之兆。国泰停演，徐玉兰不肯做了，筱丹桂一下子找不到好的小生，张春帆想让我和筱丹桂搭档，但是想想我还是不够老练，刚刚一个二牌小生升上来做头牌。如果当时我们搭档，她可能就不会了。当时他喊我和竺水招一起做，也是借此机会让我先锻炼得老练一点，想提拔我多做两个戏，再和筱丹桂去搭档。结果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演出了，筱丹桂没有演出。她前几天，曾经到国泰来过，没有到后台来，在前台，我看到她的，筱丹桂小名凤，我们喊她春凤老师，问她今天怎么来了，她人很不开心的样子，有这个迹象，但是谁会想到她？回去没有几天，我们正好在吃晚饭，我一个师兄就跑来在我耳朵边说春凤。周宝奎正好没有演出，她也休息了，一听这个消息马上赶去。
焦月娥：也是在云华剧团。周宝奎也是丹桂剧团的人，筱丹桂、徐玉兰不唱，这点班底怎么办呢？他们反正是老国泰大戏院的，还有我们去的几个人，吴小楼、我、竺水招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是云华剧团，但是用的还是老的丹桂剧团的班底。
焦月娥：不交际的，人很老实的，到顾家姆妈（过房娘）家去也要经过批准的，一点都没有，上是很孤独的。筱丹桂出身很苦，他们说她是童养媳，对方人家很凶，有一次拿火钳烫她，留下了一个疤，后来筱丹桂的哥哥想想她很可怜，才把她领回来，为了生活就让她学戏。她哥哥也很老实的，她还有一个妹妹，也很老实。他们告诉我筱丹桂了，当时我们很吃惊，他们又说，不要紧张，你们后台不要闹情绪，现在还没有结论，刚刚把她送到医院里去。因为近，浙东大戏院和我们国泰没有多少，穿过一条就到了，所以他们消息蛮快的。筱丹桂是怎么的呢？据说，事先她就睡在床上，因为张春帆骂她，她气死了，人朝里面睡着，在被子里用手指头写，“人难做，难，难”。写来写去这几句，写到后来，马上就跳起来，把门口放的一瓶来沙尔喝下去，隔壁邻居马上送她去医院。那个时候浙东大戏院过来有一个大药房，到长征医院最快、距离最近，不过有一个红灯的，穿不过来。正好吃到一个红灯，停了一会儿，再过去，晚了，没有抢救过来。摇钱树倒了。张春帆跳也没用，哭也没用。过了两天，大家停演了。
焦月娥：在剧团里面，我们是老板和演员的关系。我们中谁可以叫座的，他就多给一点工资。如果不卖座的跑龙套的人，你跟他说，我家里有事情，你借点钱给我，没有的；如果你能够叫座的，他会说，你要多少，再借点给你好吗，会塞点钱给你。他周围有一批人，一天到晚坐在前面打麻将的，这批搓麻将的人都是他的同乡，里面有几个。万一外面有人来捣蛋，他们会撑场面的。这些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焦月娥：这是一段开篇。舞台上没有唱过，一个导演编的，他叫金风，是合作越剧团的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的作曲的，我们都是自己唱的。那时已经快要解放了，上海形势蛮紧张的，大中华设备什么的也都已经搬走了，没有什么设备了，就这样快点去灌两张唱片。
焦月娥：我怀孕了，要生小孩了，所以我休息了。戚雅仙再和别人一起合作。等我休息以后出来唱，已经是第二次和戚雅仙合作了。戚雅仙等我小孩生好了，又来喊我了，这个时候头牌是徐天红，二牌是戚雅仙，三牌是我，我们又一起做戏。这次是刚刚解放没有多久，拍了一个电影，叫《石榴红》，电影放映的时候非常轰动，阵容也蛮强的，徐天红、戚雅仙、我、高剑琳、竺水招、魏兰芳都有的。拍这个戏我们蛮辛苦的，早上五点起来。要化妆师化妆，我们自己不能化，一个一个等化妆师化好已经要十一点了。化妆师只有一个，我们这么多张脸，自己就打一个底色，然后就等着他，要他帮我们化。因为是电影的化妆，和我们舞台化妆完全两样的。拍电影非常累，将近十点才拍了两三个镜头，因为导演还有要求，你这样不对，再来一遍，不对再来一遍，四个镜头一拍已经下午一点了。然后马上赶回家到那里化舞台剧的妆。这常累的，一直要到夜戏演完。有一次戚雅仙在台上睡着了，怎么会睡着的呢？天天早上五点到中午，人实在累，正好这一场戏她做一个老旦的女儿，老旦要唱一段戏的，她在哭，就这样睡着了。老旦急死了，只能推她，她醒来了。先这样喊一声，脑子，下面再唱下去。结果这个电影拍好，徐天红是眼睛红得像灯泡一样，戚雅仙得了一场伤寒。实在太累，早上五点一直要到晚上十一点我们才下台。这样连续一个多月，拍也算拍得蛮快的，它是洋房里搭的室内布景，就在威海这里，以前做过一个服装加工厂，那个时候制片是颜鹤鸣。
焦月娥：是私人的。那个时候彩色片放映的时候非常轰动。我说我不要看，自己的东西，我不要看。我演戚雅仙的丈夫，是一个赌徒，人物，要打戚雅仙。舞台上倒是假打的，电影中要真打。舞台上没有演过《石榴红》，只拍了电影。不知道谁拿来的剧本，而且看中这个剧团去拍。拍好之后到的皇后大剧院放映，生意非常好，很轰动。戚雅仙就是从这个戏红起来的，以前我和她演戏的时候，生意总归不太好，就这个戏红起来的，生意开始好起来的。
焦月娥：没有拿到过。我们的心理状态常好的，当时总归希望自己红，也不考虑报酬，只要名气响起来就满足了。那时候唱越剧的基本没人拍过彩色电影，只要能够让观众知道你的名字，就不在乎这点钱了。
焦月娥：和戚雅仙搭档以后，我又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就成立了合众越剧团，也是其他同志喊我去的，要以我为主，成立一个剧团。这个时候就叫姐妹班了，没有老板，班长也没有了。合众越剧团成立起来也不简单，我们演员自己不太会发起的，坐在家里就坐在家里了，特别是像我这种不是很起劲的人。但是有人想到了，人家工作人员也是要有饭吃的，几个人聚在一起和我谈，去演出，这么年轻不演出干吗呢？我想想也好的，就去演出。来了一些工作人员、几个演员，有我、小傅全香。那个时候陈少鹏的越剧团里面的一些人，愿意出去就可以出去，不愿意出去仍旧留在越剧团。他们都跑出来了，来和我一起合作。我们都是自愿的，借了300元。当时300元就当行政费，买点乐器；其他布景可以向布景老板租的，我们设计几样东西交给他，给他出租费，灯光布景都是向他们租来的；服装呢，我们自己有的拿出来，统统自己穿自己的；还有道具，向道具老板去租。剧场里灯光搭景都有的，我们只要演出就可以了。大概是1951年或1952年的劳动节前夕，在园这里很冷清的一个电影院的地方，算是我们合众越剧团登台演出。因为我们大家是聚拢在一起的，所以叫合众越剧团。
焦月娥：当时我们第一个戏叫《李三娘》，我一个人饰两个角色。我倒是最喜欢这个戏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戏比较难，唱、做、念、身段都要有，而且都要配合得好。我总觉得这个戏比较容易发挥，所以我蛮喜欢的。这个戏在上海演过以后就不演了，后来我们到南京、苏州去演出，这个戏蛮轰动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在南京大会堂演出，有六个剧团，我们剧团代表江苏省去慰问最可爱的人——抗美援朝的志愿军。我们就拿这几个戏去慰问了。
焦月娥：技导会教动作的，导演给你分析人物心理，所以是有分工的。导演是话剧导演，都是新文艺工作者，所以他不会甩水袖什么的，他只跟你分析这个时候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，你应该怎么做；技导对这些不来管的，就是看你的身段怎么样，他来教你。技导设计动作的时候，也考虑人物的，但不是很重要的，重要部分让导演去考虑。导演和技导事先也商量的，也要合作，要知道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。技导只研究动作，他不太研究演员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，心情是什么，这个要问导演的。你演的时候，要求他这个角色是什么心理状态，导演告诉给他听；这个时候他心里焦急，焦急的时候在舞台上应该用哪几个动作来表现，这个问技导。所以有的时候戏排好，技导坐在看，看完以后，技导也心里有数了。他也要看你这个演员的，演员功底好，他给你动作多一点，功底比较差的，给的动作就少一点。
焦月娥：陈先生说，我知道你脾气的，你功底不太好的，我不会跌摔让你吓死的，但是你放出来的动作样子非常好看，所以他教虚的，摆两个样子出来，动起来自然会好看的。演员自己也要动脑筋的，你教我几个动作，我觉得不称心的，我也可以动一动，一定要你自己去理解。他教我，我自己再去融会贯通，融会贯通以后排出来的戏，就是两样的。所以《李三娘》这个戏，我自己蛮喜欢的，我觉得陈先生教得很好的，我自己也一起配合，比如说出场就要趟马、走边，里面一边唱一边也有动作。我在南京慰问部队的时候，一些小解放军看好戏也会等在后门口，看见我吃饭去了，“小将军小将军”地喊我，和我握手，我也很开心的。有了这个戏以后，我们团里面的编剧、导演都认为我做娃娃生比做书生好，所以后来排《红楼梦》，贾宝玉也是我演。因为我们剧团当初是以我为主的，所以专门排这一类戏。要想卖座，专门排这类戏。
焦月娥：前面是小傅全香，《红楼梦》第一次演出也是她，后来介绍她进浙江越剧团去了，改叫薛莺，小傅全香是她的艺名，跟着她的姓名，因为她是大徒弟。第二个搭档叫汪秀珍，我们参加慰问团的时候也是和她搭档。
焦月娥：《虹桥赠珠》这个戏的确很轰动。为什么轰动呢？它的剧情一般，一个公子碰到一个水母娘娘，两个人谈恋爱了，这样一个故事，其他没有什么。但是它的布景用机关布景了，水晶宫里的虾兵蟹将就靠服装布景，观众那个时候都是看新鲜，没有看到过，所以非常轰动，其实戏很平常。真正的很扎实的艺术不太有，就靠布景和服装。
焦月娥：我们本来在江宁区的，以前有江宁区、新城区，后来叫静安区。我们从江宁区合并到徐汇区，天鹅越剧团是徐汇区的。从剧团来说，是他们并入我们，他们人少，我们人多；从区来说，我们是到徐汇区去，所以名字只能改掉，泥越剧团。然后到天蟾舞台、共舞台，总归挑好一点的地方去演出。
有些戏，我都让给春演。后来我到上海戏剧学院编导班，这个编导班的五省一市来的，福建、浙江、安徽、山东、江苏、上海市，是脱产学习，不演出了。大概读了八个月，我们结业以后，老师跟我说戏剧学院导演蛮多的，让我安排青年演员来排一个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也让他们这里的青年导演到我们戏曲团体里去实习。这样我就一步一步退下来了。《虹桥赠珠》里，我自己就做个书童。我演出还是演出的，牌子挂着，主角让给春唱，自己做做配角。团长还一直是我担任的，演出少了，行政工作就多一点。我们在淮海1413号越剧院对面一个花园洋房里面排戏的，也在那里办公。一直到60岁，我是在徐汇区艺术中心退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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