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当代陕西
导读: 梦见钱被盗冷水河、李铜关、茅坪,这都是周边的地名,也是青铜关敬老院收留的流浪汉的名字。李铜关来敬老院时穿了9条裤子,每条裤子的裤管和裤腰分别用绳子系住,粘满了屎尿。纪垂来帮他脱裤子脱了40分钟。当了20多年…
梦见钱被盗冷水河、李铜关、茅坪,这都是周边的地名,也是青铜关敬老院收留的流浪汉的名字。李铜关来敬老院时穿了9条裤子,每条裤子的裤管和裤腰分别用绳子系住,粘满了屎尿。纪垂来帮他脱裤子脱了40分钟。
当了20多年村支书,让琴最的场景是,参加完党的十九大回到村里时,村民就地薅来一捧野菊花。在人们心中,这是对一名村干部最为质朴的迎接。
2019年9月,琴辞去丰收村村党支部职务,专心当起青铜关镇敬老院院长。敬老院是丰收村小学而成的,2010年开院至今,琴一直兼任院长之职。
琴辞职的理由很充分,也让人尊重。一是为了让年轻干部上位;再是因为自己的身体,血压有时会升高到180,高强度的村务工作,她已吃不消。
“我家男人有女人和没女人一样,孩子有妈和没妈差不多。”琴说,当了22年村支书,最亏待的是家人。这句话,她辞职后体会更深切。
年届60岁的琴儿女双全,家孙外孙有3个。当支书时,有时见了孙子想抱一抱,孩子却像见了生人一样,要不是跑掉就是哭,她也忙得没时间想想为什么。辞职后,有一次她陪小孙子睡觉,娃才说,“你以前天一亮就出门了,跟你睡一起我害怕。”
前两年,琴得了一次肾结石,痛得,她强忍着不流泪,因为自己是村支书。等疼痛缓解后,她想起一件事,自己哭得泣不成声。
那年,在西安打工的女儿同样得了肾结石,懂事的孩子忍了三天,最终还是有气无力地拨通妈妈的电话。得到的安慰只是,能忍就再忍忍。现在她体会到女儿当时的痛,也回想到自己的与。
“女人当村支书,会遭到村里许多女人的嫉妒、许多男人的不服,所以更难当一些。”琴说,自己特别关注那些“没多大用的人”(弱智、弱能群体),当然,这样会让工作的阻力成倍放大。
青铜关敬老院是附近4个镇的区域敬老院,住在这里的86人,全部是五保户,全失能15人,半失能37人,71人智障,其中11人是收留来的流浪汉。
琴说,“这里就是他的家,爱吃啥就做啥。”4年时间里,凡是吃面时候,蒋成奎都能得到一碗手工面片或面条。
突然有一天,有人给琴“举报”,蒋成奎吃了一大碗挂面。“蒋师,你能吃挂面为什么出这难题,以后不敢这样调皮了。”
2019年,一位五保老人去世,亲属们为了表达感谢,在敬老院摆了几桌子酒菜。开饭时间到了,事主怎么叫,却没有一个人去坐席。直到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出面,大家才开始吃席。琴说,“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份自尊需要精心。”
2020年春节期间,新冠疫情发生。到侄儿家过年的刘昌四暂时回不了敬老院,他急得几次从家中偷偷往外跑。防疫的需要,不愿在家呆的刘昌四被临时安排入驻青铜关卫生院。琴去医院看望他,刘昌四立刻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3筒饮料递来,这是他春节期间在侄子家攒下的。琴流泪了,“以后谁也再不准叫昌四‘瓜瓜子’。”
女友叫朱本翠,两人白天坐在床沿上都手拉着手。蒋成奎戒掉了烟,买来各种饮料给爱人。敬老院给他俩添置了大红衣服,在房子里贴上喜字,凑成了和和美美的一对。
冷水河、李铜关、茅坪,这都是周边的地名,也是青铜关敬老院收留的流浪汉的名字。因为没法问出其真实的姓名,所以,在给他们上户口时,在那里发现的就以地名取人名。
李铜关穿了9条裤子,为了防寒,每条裤子的裤管和裤腰分别用绳子系住,粘满了屎尿。纪垂来帮他脱裤子脱了40分钟。
这样的微笑,对于这位每月只有1800元工资的中年男子来说是奢侈的。他的存在,除了干最重的活,还起着“”作用,毕竟这里居住着近70名智障者,他们有时发起威来,是不计后果的。
有年春节,敬老院给大家会餐,并上了一点酒。哪知有几个人喝多了,闹了个乱七八糟,管你什么院长不院长,天王来了也不认。纪垂来和另外两名男同事守了半夜,才将醉酒者安抚好。
纪垂来今年54岁,当过10年民办教师,跟爱人在西安街头用小推车卖了16年凉拌素菜和卤肉。2011年,敬老院开院时回到老家,一个月700元工资。
五保户蔡康英刚来敬老院时,体重只有49斤,走起来晃晃悠悠,脚下直绊蒜。“谁有本事让这个人吃胖,记大功一次。”刘相琴说。
陈永方刚入敬老院的第二天就胆管结石复发,送到医院当即做了手术,纪垂来陪同了两天两夜,直到老人通气后才离开。
事后,大家想想都庆幸。陈永方入院前,一个人独居在半山腰上,方圆一公里没有一户人家,如果在家发了病,生命难保呀。
吴礼秀正在给刘万檬擦脸、洗手,为即将开始的午饭做准备。担心刘万檬摔倒,用一根宽宽的布带子,把他的腰和轮椅绑在一起。
每餐,她先要喂三个卧床者吃完饭后,自己才去食堂,有时要一个多小时。回忆刚来时,吴礼秀说起初完病人的大小便,她有时恶一天都不想端碗,一个月减了十斤体重。
雷发洞因风湿关节炎,双手抽得不能伸展,双脚外翻得连鞋子都穿不成,他的手连筷子都把握不住,但是夏天给别人做扇子时却出奇的灵巧。
他用水果箱、香烟盒等硬纸板作扇面,竹片作扇柄,缝制了几十把手扇给院里的人,每人发一把。一时,敬老院里,“雷氏扇子”成为一景。
这天,我的午饭是在敬老院吃的,饭菜有包子、玉米仁稀饭、腌酸豆角、凉拌酸菜、凉拌黄瓜、清炒土豆丝,饭堂里十分安静。
“干这份工作,要有孝敬爷爷一样的耐心,心痛孙子一样的爱心。”琴说,有的工作人员刚来这里不到一天时间就离开了。
回到办公室,她开始琢磨起敬老院扩建的事来。“我们经常接待来访的人,他们想把亲人送到我们这里。但是因为这里是公益单位,不能接收五保户以外的社会人员。”琴说,其实农村赡养一个失能老人,至少得有一个壮劳力窝在家中,不管从经济成本还是生活质量算,都远远不如送到专业的敬老院,这也是不少村民来咨询的原因。
她思谋着,能不能把空置着的10多间房子成对外经营的房间,搞个“院中院”,一院两制对外营业,这样能增加一点收入。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实在难以让工作人员,这也是她看到的危机所在。
那辆吉普车,几乎成了村里的公务用车,上级来检查,他既陪同也当司机;村里谁要是生病了,一个电话就变成“救护车”;有的时候还顺带给贫困户拉个猪饲料。
“当第一是个技术活”,这是我之前一贯的感觉,认识陆德平并相处一段时间后,这种感觉愈加强烈。
第一是干啥的?表述为,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,依靠村党组织、带领村“两委”开展工作,主要职责任务是帮助建强基层组织、推动精准扶贫、为民办事服务、提升治理水平。
说是这么说,其实在现实中,村“两委”强,第一是“闲差”; 村“两委”弱,第一只能脱鞋下水干着本该是村支书的活。更多的时候,第一是一个协助村干部解决棘手矛盾的角色。因为你是“外人”,不存在你的爷爷和他的爷爷曾经干过架、有“旧账”,所以,他在村里是一种的存在。
2019年8月,在部队工作了16年,在省部门工作了16年的陆德平来到丰收村,当了第一。
49岁,发际线已越过“山顶”,一双眼睛里不乏中年男子的睿智、真诚,更多的是成熟、练达,当然也有一点点。在村上干事,不常常被识别为不成熟、工作没方法。
“我是从山阳县大山里走出来的,驻村扶贫是有自己初心的。”陆德平的初心,来源于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。
1988年当兵入伍后,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,在军内各类上稿不断,部队由此决定将其直接提拔为军官。提干的喜酒喝了数场,那成想一夜之间被别人顶替了。无奈、的青年回到秦岭深处的家,记忆中那满目苍翠的大山暗淡失色。穷苦的日子没有给他留有任何退,只能咽着苦水回到军营,继续爬格子。后来当了副连长、、师部新闻干事。当第一,端平一碗水、弱者,成了他执念的事,也是为了疗旧伤。
在省办公室工作的16年间,了太多的无奈、无助、。他对缠访群众进行调研,10年时间里,眼睁睁看着一户群众因由富变穷,而安于劳作的邻居由穷变富。
他听到来访的群众反映,位于大山的某贫困县,县领导为了得好处,从上千公里外一斤一元钱往回来拉石头。他骂这些怂脑袋被驴踢了,心肠被钱熏黑了。骂归骂,还得时不时去接进京人员。
生活就是这么反差,他想回到村民身边,尽自己的能力做点事,以弥补省级机关一成不变的工作节奏带给人的。
“过去接访时,是被动和群众打交道,驻村任职能主动发现和解决群众的疾苦。”陆德平说,驻村后自己关心的群体是最容易让人忽视、被各种表格框在外面的“边缘户”。
王永珍家5口人,4个人身体有疾病,其中大儿子是智障。因为一家人养牛、种地,收入过了贫困线,精准识别时不是贫困户,所以享受不到一些扶贫政策得。
陆德平走进王永珍家的侧房,3000多斤黄豆、3000多斤小麦堆放了半间屋子,因为到他家的太窄,机动三轮车开不到他家来,所以即使压低价格,小贩也不来收。
“脱贫攻坚,我们不能光盯着建档立卡的贫困户,也要解决贫困边缘户的实际困难。”陆德平当场拨通了镇党委冷先华的电话“求援”。
当天,冷先华带着镇党委班子,在王永珍家院子里召开现场会。20天后,王永珍家第一次有小货车开进院子。4月,陆德平和村委会商量,将2000斤魔芋种子送给了王永珍。
“陆,我今年套种了10亩魔芋,施了不少牛粪,收成好的话,明年能‘中个大’。”7月16日,王永珍带着陆德平查看自己的“庄货”,信心十足。
村民李书惠为了丈夫被打一事,多年,也多次拦截过来丰收村调研的上级领导,成了县里挂上号的缠访者。也因此,村干部很少上李书惠的。
驻村不久,陆德平来到李书惠家。让他生气的是,李书惠家1600元的退耕还林款,因工作人员疏忽,打到了另外一个村同名同姓者的账户上。几次到镇索要,得到的回答是,只能向法院起诉才能要回。陆德平在镇上开会时,当场向镇领导要回了这笔钱。
一定要给这个特殊家族寻找一条致富的门,陆德平和李书惠商量,支持她家养鸡。他帮助申请了一笔贷款,李书惠看了个好日子,让儿子杨清政从外地拉回1400只鸡苗,当年,这批鸡卖了11万元,纯收入5万元。
驻村当第一不全是风光的事,陆德平来到丰收村,村干部似乎“不待见”他。头一周只和村支书见了一面,第二周互相打过一次电话。村委会主任“请病假”已有一年多时间。
丰收村是个先进村,凡有上级领导来检查,镇领导会带着10多名镇上的干部突击加班,最神奇的是,他们一个晚上就在集中安置点搞出一个“物业管理办”,第二天早上8点半牌子一挂,不影响9点钟上级领导的检查。
还有神奇的事,2016年中央授予丰收村“基层先进党组织”的称号,并颁发了一个牌。这么硬的“金字牌”却始终在一名村干部家中藏着,理由是,牌镀着金,担心牌子被人偷走,金子被人剐掉。
陆德平上任一个月后,镇上将村里的“两委”班子进行调整,42岁的副支书一肩了村党支部、村委会主任的担子。原先的村“两委”一夜间主动辞职的只剩下3人。
新班子上任,第一件事是从村委会的伙食抓起的。村民一日两餐,早饭常常安排在上午10点钟。这就意味着,没有什么急事,村干部上午10点半才能来齐整。村委会的廉政灶7点半供应早饭,一人缴一块钱,管饱。这一改变,8点钟,所有的村干部都在村委会就位。
钢笔、夹子、打印纸,陆德平回到省机关,向同事张口化缘。村里的办公经费已经透支了三年,无数的表格还等着要填定和打印。
陆德平找人将中央颁发的“基层先进党组织”牌子,用6道膨胀螺丝挂在会议室的墙上,再给会议室加装防盗门。尽管他知道,这个牌子“含金量”很高,但肯定没有真的镀金,还是依着村干部的想法做了防盗措施。
跟村干部、村民相处,陆德平把自己看得“很低”。他到外省出差,会花680元给村干部买一条围巾;他每个周末从西安返回村里时,总会带上几箱水果和大家分享;他受邀到村民家中吃饭,总会自己带些散酒,一年时间里,光村民自酿的甘蔗酒就买了100多斤,其实他并不喜欢喝酒,甚至有些讨厌,但他清楚跟村民一起喝点酒对于拉近感情的重要性。至于自己那辆吉普车,几乎成了村里的公务用车,上级来检查,他既陪同也当司机;村里谁要是生病了,一个电话就变成“救护车”,有的时候还顺带给贫困户拉个猪饲料。乖乖,一年行驶了3.5万千里,换过两次减震杆。
2019年11月,陆德平组织全村19名到照金参观学习,有些老是人生第一次走出秦岭。临行前,他给每一名包了100元的红包,名称叫电话补助费。有些不好意思要,他暖心地说,“你们今天给谁打工,也能得100元。”
年终时,陆德平把村上的10个小组长叫在一起,每人励1000元。他心里特别清楚,这些一个月只拿250元补贴的男人们,一年到头默默地为村里做了许多事。
至于,这笔金从哪里列支,这需要自己慢慢想办法,甚至承担责任。也许最终由自己掏腰包,但他深深感到,这是他这个岗位应该做的事,担的险。
2020年疫情发生后,他所做的这一切得到回应。正月十六,68岁的张世彦带着火盆到村口防控点值班,他还不是;退休在家的蔡克智领着儿子一起来值班。当他捐出1000元时,4个小时内全村捐款5700元。几天后,应村民的请求,进行了二次捐款,两次共捐17300元,不少捐款来自村民,有的捐出了5元,还有捐菜捐粮食的。
这不正是我们苦苦寻找的产业吗?陆德平一起驻村结对帮扶的省信用联社,出资30万元,为壮大村集体经济而发展产业。
村集体有100亩桑园,有人提议将蘑芋种在桑园里,一问老支书张远成,说那里的土质太硬,长不出来。
最终决定村民出地,村集体出种子,收益后村集体第一年占一成,以后每年占三成。16吨蘑芋种子花了17万元,人们一看有利可图,管理起来就精心多了。蘑芋幼苗喜阴,就套种上玉米,用玉米叶子作伞。头一年村集体就收入了5万元。
我们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,外地的一位普查员不配合被访地方的工作,被当地干部打得住进了医院。村干部没日没夜地干了5年时间,这次普查成了关乎成败的“最后一哆嗦”,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
来丰收村的两位普查员的心态是,他俩把的是脱贫攻坚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,既不希望住院,也不希望自己因高抬贵手成为历史的“罪人”。
2020年7月中下旬,脱贫攻坚国家级普查在全省展开,因工作量大,这次普查是省内各市间互派人员交叉进行。
在丰收村普查的是来自临渭区的宋建涛和党晨,小宋34岁,党晨是个90后,两人在原单位都是驻村干部,对脱贫攻坚和农村工作的门门道道了如指掌。所以想糊弄这样的普查员,门都没有。
对于接受普查的村干部而言,也喜欢和这种明白人打交道,他们最害怕的是没出校门的大学生来普查,那些娃们是典型的“本本主义”者,凡事唯书、唯表不唯实,是村干部眼里的“黑白无常”。
普查人员有明确的纪律要求,入户时不让随行。7月30日下午,我以“观察人员”的身份,了一场庄重的普查。
这次普查的户主是76岁的伍齐清,丰收村人,育有一儿一女,儿子17岁时病故,女儿出嫁到东坪村,2019年秋天起,伍齐清和老伴方启英住在女儿伍寿连家。上午,普查人员已对老人在丰收村安置小区的住房进行了查核,下午请女儿代答确认。
伍寿连家在东坪村的山脊上,是麻花,国产越野车在山上一“怒吼”,盘旋而上,后排的人,时而向左挤作一团,时而向右拥成一堆,大家在议论边庄稼超强生命力的同时,也感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。为了几十户,甚至几户人家的出行,国家要花成十上百万元,齐茬茬地从大山中錾出一条道,然后硬化掉。当车上所有人都以为车子要翻过山梁时,忽然一拐弯,不大的一块空地突兀地出现在眼前,伍寿连家的几间瓦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
伍齐清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薄丝中式立领衫,胸前印在一对大大的中国龙。方启英着了一件花格子衬衫,疾病让她的嘴角抽向右边,整个嘴巴呈现在右眼的正下方。
“我们是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员,过来把您二老看看。”宋建涛让老人坐在屋里的小竹凳上,自己蹲在老人面前,双手握着两位老人的手,一开腔把两位老人说得泪水涟涟。
“天冷了,烧炭盆时,要防火还要防一氧化碳中毒。”一句话,让人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不是来“找问题”,而是来看望自己的亲人。
“能收到。除了这些,还有低保和高龄补助。”伍寿连拿出自己的手机,调出了一张截屏的收支明细表,的内容是,残疾护理:360元;残疾人费:360元;利息:3.95元;农村低保:3279元;医疗救助:250元;高龄保健:300元。可以看出,这是一个动态的明细。
贫困户(伍齐清和方启英)因(年事过高、说话不清)原因,无法接受调查,经(伍齐清)本人同意,由(伍寿连)代答。
伍寿连不太会写字,第一次在代答人处将自己的名字签成“伍寿莲”,宋建涛在与身份证核实时,发现“连”字多了个草字头,又拿出一张“情况说明”,让伍寿连重新签。
“撇—竖—横—撇—横折—横。”担心伍寿连再次签错名字,宋建涛站在边上念起了笔划,如同教一个孩子识字一般。
方启英老人呜哩哇啦说了一串话,伍寿连的“翻译”是:“女儿好,女婿比女儿还好。”对于一个因失去爱子“寄人篱下”的老人来说,这句话包含了太多的人生苦乐。
我翻看宋建涛胸前的普查证,封套的背面插着一片美丽的银杏叶,不知这片叶子从何处捡来,不知这片异乡的杏叶,给这位1984年出生的普查员会留下什么样的回忆。
回到村上,我们听到一则惊人的消息,传说外地的一位普查员不配合被访地方的工作,被当地干部打得住进了医院。
我不知道这则消息从何而来,也没法求证它的真实性。但它成了那顿乡村农家餐桌上的主要话题。宋建涛和党晨只是埋头吃饭,任由“同行挨揍”的消息在席间蔓延。
我非常理解他俩的心态,村干部没日没夜地干了5年时间,这次普查成了关乎成败的“最后一哆嗦”,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普查员是奉公行事,他俩把的是脱贫攻坚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,既不希望住院,也不希望自己因高抬贵手成为历史的“罪人”。
为了给儿媳,母亲动手扇了两个耳光。这种火辣辣的疼在他上小学后还是第一次。“你什么时候混得只有挨顿打才能让日子过得消停些?”一个声音在滚烫的耳边作响。他翻身下床,奋笔写下辞职信。
2019年10月,45岁的“子承父业”,当起了丰收村的“一把手”。父亲张远成任这个职务是9年前的事,这中间经历了三任村支书。的前任支书是琴,党的十九大代表,可以说她把一个村的荣誉推到了顶端,这让村党支部、村委会主任“一肩挑”的倍感压力,以至于在任职不到半年后想到过辞职。
“丰收村党支部是中央表彰的全国先进党组织,前任村支书是全国党代表,这个平台搭得太高,上任后真正感觉到自己能力有限,完成任务没有问题,但要把村里带到更高的阶段太难。”心里十分清楚,丰收村外部形象很高,内部可以提升的空间很大、很大,他给自己定的工作目标是,沉下心来付出几年的努力,让村里各方面工作的基础更加一些。
是2015年当的村委会委员,三年后换届时选为党支部副,原本想着这个岗位上还能历练几年,没想到原任村支书退休,村委会主任辞职,一副担子瞬间压在他的肩头。
上任后,面临的最大困惑是,来要账的人太多了。因为还没有交账,村里的“两成债务道听途说过,八成债务全然不知”。为了发展,前些年村里布局了几项产业,投资不小,有的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,导致村级债务压力很大,这也是时下许多发展较好村的共同难处。无论怎样,对前任村支书有一个笃定的评价: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同志,为村里的工作尽心尽力过。
高中毕业后,可以上商洛电大的委培生,当时委培生不包分配,实诚的他就没有去。后来,凡是去上委培的学生,找找关系全部吃上了公家饭。
时任村支书的父亲为让村民种烤烟,先在自家地里种了8亩,学习起烤烟技术。那年,东坪乡烟站在社会上公开招聘烟叶收购员,成了司磅员。第二年,县烟草公司招聘技术员,一名技术员负责200亩烟叶的技术指导,一个月挣400元,成为技术员。两年技术员在当地小有名气,便当上东坪乡烟草站。这样的日子过了七年,被调回县烟草公司基建办,一个月工资达2000元,比县级部门公务员的一倍还多。
2008年,陕西提倡“一村一品”,省委组织部组织全省部分村干部到华西村学习,来回十天时间。当时父亲张远成任村支书,工作太忙,走不开,和县委组织部沟通后,同意让代替父亲去学习,这背后有父亲刻意安排的意图。
为了给村民寻求新的致富门,张远成2003年就开始建设小型养猪场,由于村上的工作太多,他心里特别希望能辞掉工作,回到家中给自己搭把手,但总是开不了这个口。这一年,刚好新建不久的猪场要给村里的赈灾搬迁工程腾地,面临着拆迁。张远成希望儿子有机会出去开开眼界,以便确定下一步是否还继续投资建新的养殖场。
这次学习,给心里带来巨大冲击,特别是吴仁宝讲到华西村每人年分红10万元时,他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个的井底之蛙。曾经那每月2000元工资带来的喜悦荡然。
从华西村学习回到丰收村一周后,提出了辞职的想法,爱人只问了一句“你要想好”,便不再作声,父亲连丁点反对的声音都没有,就这样结束了12年的“”生涯。
之前养猪积累了3万元,拆迁猪场赔得3万元,仅有的6万元成了一个大型猪场的建设启动金。好在当时有村民和信用社的共同信任,找村民借个身份证,信用社睁只眼闭只眼就给放贷5万元,把这种借贷叫作“背皮”。3个月时间里,一个能养千头猪的大型养殖场建成。此时,和父亲已经欠信用社80万元的货款。
此后3年时间的精心养殖,贷款还得还剩30万元,作为全县的养殖大户,也受到的关注。随着猪的数量增加,粪便处理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又经过3年多时间的努力,争取到一个大型沼气项目,尽管投资170多万元,但自己还得搭进去50多万元,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1000头肥猪的利润。
那会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称养猪是“短命产业”,套完的补资金就卖母猪、关猪场,为了养猪把都辞掉了,他是要把这当事业来做。甚至吸引到省上领导来猪场调研,并给了很高的评价。
作为当地大型养殖场,作为村支书家的猪场,不光要自家能赚钱,还要承担带动乡亲一起致富的社会责任。于是,成立了养殖合作社,利用抱团发展的优势,让那些不会防疫、担心卖不上价钱的人“入伙”。“呼啦啦”,一下子就有76户养猪户加入合作社。
合作社成立前,生猪贩子在村口建起了猪圈,占山头般垄断收购。合作社和安康一家大型屠宰场签订直供协议,所有社员的生猪育肥后,吆到家的猪场过称,一分差价也不收。如果发生收购费亏欠,还会及时垫付。
最让不能接受的是,那会生猪一旦发生蓝耳病,就会有骑着三轮车的猪贩子到处收购病猪,用极低的价格从养殖户手中收走,送到屠宰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按正常猪作价。有的人3个月时间赚走十几万元的钱,给这些人起了个形象的名字:秃鹫。意为的食腐者。
对于当村干部的艰辛,有一定心理准备,这些大多来自父亲的经历。他清晰地记着,村里修建赈灾搬迁点时,需要村上筹钱打地基,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欠1万多元银行货款还不上。眼看着1万元连本带利滚成了3万元,镇上领导也急了,“不管用什么方法,反正由你这笔债务。”村里商量,把剩下的几个地基出售、变现,卖地基的公告在村委会贴了小半年,红色的纸已劭成了白色,没有人愿意“揭榜”。父亲情急之下,自己贷了3万元,还了银行债务,3个地基也过户到自己名下。没想到的是,多年后,有人竟然以多占宅的“”,告父亲的状。
父亲张远成还在任时,镇上领导就提议过让担任村委会委员,被张远成了。三年前,镇上又让他当村委会副主任,没答应,那会他算得是经济账:当村委会副主任一天的补贴不到50元,而自己猪场雇一个劳力得120元,实在不划算。
村党支部、村委会主任“一肩挑”后,才真切感受到,一向会算账的自己真的犯起了傻。自家的车贴着为村里办事,所有的过费、油钱都要从一月2200元的补贴中支出。这些全不说,因为没买村里一户贫困户家的魔芋种子,被对方还臭骂过一通。
外面的骂声还在耳边萦绕,回到家里又听到妻子的抱怨声。两吵一通后,母亲为了给儿媳,动手扇了自己两个耳光。这种火辣辣的疼在他上小学后还是第一次。尽管他理解母亲打自己是为了消儿媳的火气,家庭的和谐。、,你什么时候混得只有挨顿打才能让日子过得消停些?一个声音在滚烫的耳边作响。他翻身下床,奋笔写下辞职信。此时,无数个家庭正因疫情的发生而足不出户。
写信可以,交出去很难,父亲这一关是过不了的。一整夜,等待着天亮后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教训。没想到,风雨来得比预想的还要快、还要急。天不亮,父亲那200多斤的块头炮弹般地立在了床头,“你这会不想干也得干,这当口撂挑子,怎么向全村人民、上级党委‘交账’?”
时常怀念一个场景:上初中时,父亲贩了一季白芍,挣来的钱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,那是村里唯一一辆自行车,自己带着妹妹骑行在上学的上,清脆的铃声和妹妹稚嫩的歌声在山间回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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